【國度廣場復興系列】 之 八七二 清華學派（29）：龔行健院士之一
【國度廣場復興系列】 之 八七二
清華學派（29）：龔行健院士之一
清華學派（29）：龔行健院士之一
文／潘榮隆
（新竹新恩堂牧師、清大生命科學講座教授）
（新竹新恩堂牧師、清大生命科學講座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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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來源: Canva
「你們都是光明之子。」當代大學者使徒保羅說。（帖前5:5）
初任清華生科院長時，我特別邀請龔行健院士、伍焜玉院士作為院諮詢委員，也合聘他們為本院教授。他們都是敬虔的主內弟兄，對清華醫學發展提供出色協助。
伍院士是美國南部休士頓城傑出的醫學權威，對美國最致命的心血管疾病作出重要貢獻，榮獲該市市長巴布‧藍尼爾（Bob Lanier）在1994年，將12月9日訂為「伍焜玉醫師日」之殊譽（參本專欄前期）。龔院士則是加州北部戴維斯城加州大學生化與分子醫學系特聘教授，並任該校癌症中心執行副主任兼基礎研究主任；他對當代最致命的癌症作出重要貢獻，當地市長便在進入該市的高速公路旁，特別為他樹立一個高高的T霸，大大的字與照片，表達謝意與敬意：「龔教授，我們謝謝您！」
龔行健、伍焜玉院士/弟兄，都是「台灣之光」，能有他們在清華上課與做研究，是我們的榮幸、學子的福氣；他們也是台灣基督徒職場的典範。
在台灣的大學開放遴選校長第一年，身為遴選委員，我聽聞龔院士在國際癌症領域的成就，就提名他為校長候選人，希望他來協助清華發展癌症、醫學研究。可惜，票選結果拼不過元老科系的傳統力量（生科院當時是最新成立的學院），只能向隅。
第一次院諮詢委員會，我在門口親自迎接各委員。龔院士一開口，我就聞出他是老基督徒的味道。
「我送您一片CD，」我說：「內有一首『Hineni』（「我在這裡，求主差遣我！」），是師母作的詩歌。」
「昨晚，上飛機回台灣前，」龔院士很驚喜地說：「我在教會司琴，就是唱這首詩歌！」
這是神的印證，要他返台協助我發展清華生科院。
讓我深受感動的，他是國際鼎鼎有名的癌症大師，出身加州理工學院諾曼·大衛森（Norman Davidson）實驗室，又是1989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哈洛德·瓦莫斯（Harold Varmus）和約翰·畢夏普 （John Bishop）的高徒，卻願意在教會裡默默地擔任司琴，作個伴奏者，而不是拿著麥克風搶盡所有鎂光燈的名嘴。我深幸有他成為我的諮詢委員，他也一直敬重我如同他自己的牧師。
當我預備將一篇研究稿投到全球最頂尖雜誌《Nature》前，特請一位平常我相當尊敬的前輩海外院士，幫我修飾英文稿。
「你在《Nature》有認識的朋友嗎？」他鄙夷的問。我很難忘他當時那個眼神，只能很自卑的搖搖頭。「台灣人怎麼有可能登《Nature》呢？！」他說；就不再有下文。
我只好忍著淚，轉而懇請龔院士幫我潤飾英文稿。
「沒問題！」龔院士立刻回信：「我答應您，收到草稿第一時間，一定幫您處理。」
那晚，我一再改寫到晚上2點鐘，按下電腦鍵送出草稿，就累癱了。
一夜無法成眠，早上6點我便起床，待打開電腦，竟看到龔院士改過的稿子，已在那裏等我打開。
「我只改一個字，」他建議說：「您不能用負面的字，我幫您改為一個光明正向的字。」
「因為《Nature》的讀者來自各行各業、各年齡，文章只能點出光明面就可。」
他說。
我根據他推薦的字鑲入，再重讀，文章竟有迥然不同的韻味，真有畫龍點睛之效。
兩個月後（一般審稿都時長半年以上），神蹟似的，我們研究成果就登上《Nature》！
如果沒有龔院士的神來一字，我們的文章下落不知伊于胡底。
從此，我的文風、講道風格也大改──把艱深晦澀、暗黑負面的道，改為光明平易正向的話。這難忘深刻的友誼，讓龔院士成為我的「一字之師」。
「清華學派」，只講光明正派的真理。
初任清華生科院長時，我特別邀請龔行健院士、伍焜玉院士作為院諮詢委員，也合聘他們為本院教授。他們都是敬虔的主內弟兄，對清華醫學發展提供出色協助。
伍院士是美國南部休士頓城傑出的醫學權威，對美國最致命的心血管疾病作出重要貢獻，榮獲該市市長巴布‧藍尼爾（Bob Lanier）在1994年，將12月9日訂為「伍焜玉醫師日」之殊譽（參本專欄前期）。龔院士則是加州北部戴維斯城加州大學生化與分子醫學系特聘教授，並任該校癌症中心執行副主任兼基礎研究主任；他對當代最致命的癌症作出重要貢獻，當地市長便在進入該市的高速公路旁，特別為他樹立一個高高的T霸，大大的字與照片，表達謝意與敬意：「龔教授，我們謝謝您！」
龔行健、伍焜玉院士/弟兄，都是「台灣之光」，能有他們在清華上課與做研究，是我們的榮幸、學子的福氣；他們也是台灣基督徒職場的典範。
在台灣的大學開放遴選校長第一年，身為遴選委員，我聽聞龔院士在國際癌症領域的成就，就提名他為校長候選人，希望他來協助清華發展癌症、醫學研究。可惜，票選結果拼不過元老科系的傳統力量（生科院當時是最新成立的學院），只能向隅。
第一次院諮詢委員會，我在門口親自迎接各委員。龔院士一開口，我就聞出他是老基督徒的味道。
「我送您一片CD，」我說：「內有一首『Hineni』（「我在這裡，求主差遣我！」），是師母作的詩歌。」
「昨晚，上飛機回台灣前，」龔院士很驚喜地說：「我在教會司琴，就是唱這首詩歌！」
這是神的印證，要他返台協助我發展清華生科院。
讓我深受感動的，他是國際鼎鼎有名的癌症大師，出身加州理工學院諾曼·大衛森（Norman Davidson）實驗室，又是1989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哈洛德·瓦莫斯（Harold Varmus）和約翰·畢夏普 （John Bishop）的高徒，卻願意在教會裡默默地擔任司琴，作個伴奏者，而不是拿著麥克風搶盡所有鎂光燈的名嘴。我深幸有他成為我的諮詢委員，他也一直敬重我如同他自己的牧師。
當我預備將一篇研究稿投到全球最頂尖雜誌《Nature》前，特請一位平常我相當尊敬的前輩海外院士，幫我修飾英文稿。
「你在《Nature》有認識的朋友嗎？」他鄙夷的問。我很難忘他當時那個眼神，只能很自卑的搖搖頭。「台灣人怎麼有可能登《Nature》呢？！」他說；就不再有下文。
我只好忍著淚，轉而懇請龔院士幫我潤飾英文稿。
「沒問題！」龔院士立刻回信：「我答應您，收到草稿第一時間，一定幫您處理。」
那晚，我一再改寫到晚上2點鐘，按下電腦鍵送出草稿，就累癱了。
一夜無法成眠，早上6點我便起床，待打開電腦，竟看到龔院士改過的稿子，已在那裏等我打開。
「我只改一個字，」他建議說：「您不能用負面的字，我幫您改為一個光明正向的字。」
「因為《Nature》的讀者來自各行各業、各年齡，文章只能點出光明面就可。」
他說。
我根據他推薦的字鑲入，再重讀，文章竟有迥然不同的韻味，真有畫龍點睛之效。
兩個月後（一般審稿都時長半年以上），神蹟似的，我們研究成果就登上《Nature》！
如果沒有龔院士的神來一字，我們的文章下落不知伊于胡底。
從此，我的文風、講道風格也大改──把艱深晦澀、暗黑負面的道，改為光明平易正向的話。這難忘深刻的友誼，讓龔院士成為我的「一字之師」。
「清華學派」，只講光明正派的真理。